回归古代哲人，其实就是重温人类的历史，恢复已经失去或被玷污了的人类智慧

　　我们所生活的时代，生产力水平达到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急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和空前规模的经济全球化本应像西方启蒙运动时期的哲人们所预言的那样，给全人类带来平等、自由、民主、博爱，给世界带来和平与安宁。

　　但是，人们所经历的和所看到的却是相反的情景，科技越发达，生活越富裕，人类越不健康，越不自由，越不幸福，越不安宁。世界已经被撕成无数碎片，出现了无数对立争斗；人类的灵魂也已经被对物质的追求扭曲、抽空，甚至被切割成了多面体。当今是一个分裂的时代，人类分裂，人的精神也分裂了；当前也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时代，人类的生存处于危险之中，大自然的惩罚和人为的灾难随时可能从天而降；作为个体的人，也处于不知自己是从哪里来，又将要走到哪里去的茫然无措的危险之中。

　　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结果？我们不能不反思近二三百年主导了全世界的思想和理论。基于盎格鲁－撒克逊－基督教文化的西方现代理念，以二元对立和机械论的哲学观念为核心，由人神对立延扩到认为一切都是对立的，不可调和的；再加上把达尔文学说扩展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张人类发展的规则也是各个种族之间“‘人’竞天择”，“文明”的民族是“上帝的选民”，“野蛮”的民族就应该在竞争中被淘汰；大自然的一切都是神赐予人类享用的，战胜自然体现了神的意志；科学技术的进步既是神的安排也必然给人类带来幸福。

　　毋庸讳言，这些思想至今依然主导着世界大部分地区，而一些人又以这种思想的“原教旨”蛊惑着人心，制造对立和抗争，以达到特殊群体的特殊利益。

　　中国的确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五千年的文化，历代哲人的思考和体验，使得我们勤于思考，时时回顾。在伟大的中华文明中，儒家重在伦理与治国，但是缺少了对天人之际的探究，也就是把对主客观世界总体和根本规律的思考暂付阙如，而以《道德经》为初始和代表的道家，则在本体论和人世与自然的关系上表现出了极高的智慧，成为中华文明的支柱之一。儒家及时地不断地吸收了道家的思想成果而出现几次巨大创新，后来传入中国的佛教也从道家学说中汲取营养，逐渐中国化，儒、释、道于是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整体。

　　在中华文明的这三大支柱中，无论是就其学说的深刻性而言还是从所覆盖的受众数量、浸润深度而言，道家都是三家中的中心骨干。

　　现在，人类社会、人类精神急切地需要整合。整合的途径只能是各种文明不断对话，相互了解、理解、吸收、融合，从而不断创造出新的文化。人类既在这一过程中前进，也在这一过程中获得和平安宁和幸福。人类急切地需要回归，回归到古代哲人的智慧那里。古人，没有见到过宇宙飞船和核弹，没有想象到计算机和互联网，但是也许正因为如此，也由于农耕的生产生活使他们与自然更为亲近，对自然有更为细致的观察，能够沉静其心，反观自性，思考总结人生与社会。因而古代哲人们的体验和言说，更为接近主客观世界的真实和规律。回归古代哲人，其实就是重温人类的历史，恢复已经失去或被玷污了的人类智慧。

　　在中华民族浩如烟海的典籍中，《道德经》中深刻而丰富的教诲就是最应该让人们珍惜重视的，逐步让越来越多的人们知道《道德经》，读读《道德经》，这不仅仅对在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在国际上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对挽救人类灵魂的飘荡无依也将发挥巨大的作用。

　　《道德经》在世上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壮大，对中华文明的绵延、丰富，对中国人精神的净化、升华，都起过无与伦比的作用。为什么今天我们大家还要聚集在一起论述和阐释它的实质和精髓呢？我认为，这是因为自西方工业革命时代起，“欧洲中心论”占据了全球思想舆论的绝对优势，不知不觉成了近代人类的主导思想，一切非欧洲的传统都被蒙上了“原始”、“落后”、“野蛮”的恶名。一些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人们，因自己的民族或国家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一时的落后，也自愧本民族的文化远不如人，恨不得把家中的一切都推倒砸烂，扫地出门，把别人的一切都拿来生吞下去。

　　中国从20世纪初开始，就经历了这样一个阶段。经过艰难困苦的探索，我们渐渐懂得了，外来的品种需要“驯化”，需要和中华文明相融相合。中国人最初解决的是为了生存与发展最急需的国家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问题，现在是在“庶矣哉”之后，已经“富之”，需要“教之”的时候了，是“仓廪实而知礼节”的时候了。与此同时，西方的五光十色的东西鱼龙混杂地、大量地进入中华民族的社会生活之中，也正需要以我们自己的文化为基础，根据时代的需求甄别选汰，以使中华文明再得到丰富提高，使中国人民在物质丰富的同时，精神世界也得到极大发展。

　　而这一动向，又恰恰与下面这一现象同时发生：西方思想界鉴于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和近二十年来世界动荡不安、烽火时时燃起的严酷现实，向启蒙运动以来所形成的“绝对真理”提出质疑，破除“欧洲中心论”，为寻求解救人类的未来道路进行思考，其中有一部分思想家开始关注东方，特别是中华文化。二者在时间上的重合不是偶然的，恐怕也是人类社会的规律。

　　《道德经》上说：“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或许现在人类开始进入了“归根”“复命”的阶段，而中华民族因为有《道德经》和其他圣贤留下的智慧，可以率先“知常”。这是中华民族的幸运，也是中华民族对全人类的无可旁贷的责任。

　　我们遇到了《道德经》又一次在中华大地上受到人们重视、主动从中吸取祖先乳汁的大好机遇。在这过程中需要克服的困难还有很多，需要我们做的事太多太多。我认为其中最紧要的有这样几件：

　　首先，加强中华民族内部不同的亚文化、不同信仰间的对话。

　　中国历史上道、儒、释之间既斗争又融合，而以融合为主，因而促进了民族昌盛。这一经验正是道家“道法自然”主张的验证，是“容乃公，公乃全”思想的实践，也是中华民族献给人类的礼物。当今时代，生产、生活已经大大不同于古代，中华民族能不能通过自己身上各个部位的对话、理解再走上新的高度呢？世界需要我们作出示范，以便进行跨民族、跨文明、更大范围的对话。

　　这种对话并不止于劝世济人的层面，也应该包括各自教义的核心。这不但是应该的，也是可能的。例如，佛教所追求的“法”、“真如”，道家所说的“道”、“一”，基督教和天主教所信仰的“主”、“神”，其实都是人类追寻宇宙第一推动力或曰终极动力以及终极关怀的结果。又如，佛教的慈悲、普度，道家三宝中的慈，基督教和天主教的爱，儒家的仁，其实都是先民从质朴生活中归纳出的社会和个人应该遵循的规律。理念虽同，其间有无异点？至于彼此间的异处，尤其需要了解。自古以来关于三教异同的分辨与争论并非没有因缘，于今视之，自有可以借鉴之处。在这方面似乎我们还有很大的可以努力的空间。

　　其次，应该着力于普及。

　　老子写《道德经》，不是为了供学者研究的，他是在指导社会和人生。换言之，《道德经》是一部从实践中来，又需在实际中践行的宝典。历来研究者、信奉者都是学与行并重，以行为最终目的的。由于历史的和社会的种种原因，现在的人们对它生疏了，隔膜了。据说《道德经》是世界上刊印数量最多的书之一，我们要想一想，在它的故乡是怎样的情形？

　　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事例：哲人对人世与宇宙的思考，通常难以普及到一般民众。在古代，识字者少，但是《道德经》的核心精神，以及儒家学说的基本内容、佛教的基本教义，却能进入千家万户、山村水寨，做到妇孺皆知。何以故？儒家基本上是靠学者通过讲学教书进行传播的，宗教则以一般信众所能理解的语言弘法宣道。现在，学术界和宗教界应该学习古人的精神，携起手来多做些普及的工作。

　　要弘道，要满足人们把握《道德经》精髓的需求，就需要我们对《道德经》的原意进行深入的研究。后世研究前世的元典，总要借鉴前人的成果；但是任何人都逃不脱时代的和个人的种种局限，包括释古以为今这一目的性的制约。因此，现在更应该由今人深入研读，作出适应现代需要，吸收一切有用的成果，比古人更客观、更科学的研究，作出超越前人的诠释。这样，道教的教义也自然可以得到发展，帮助世人找到精神的家园。

　　与此同时，道教教义也需要面对现实做出新的阐释，以回答时代所提出的种种问题。例如前几年张继禹道长提出了“生活道教”的理念，与太虚大师提出的“人世佛教”、赵朴老提倡的“人间佛教”有异曲同工、前后呼应之意，就是可以继续探索的问题。在道教中，有很多道行深厚的高道，学术界有很多造诣深邃的学者，在这方面道教界和学术界又可以联手了。

　　第三，研究《道德经》需要兼及佛典和外典。

　　《道德经》问世不久，就为儒、法、兵、农、医等家所吸收，其中以儒家吸收为最多，与儒家的融汇也最为深入。此后，南北朝、隋唐、宋明，道家和儒、释的相融更为明显。因此在《大藏经》的“论”部中、在宋明理学的著作中都有经吸收又发展了的道家思想。联系之，对比之，就会对《道德经》这一珍宝有更生动、细致、深入的认知，也会对发展道教教义有所启发。

　　（作者许嘉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本文是作者在国际道德经论坛上的发言，本刊有删节）